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网站8日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外国人寻求俄罗斯女性提供代孕。起草人表示，该法案旨在使这一领域的医疗服务去罪化，并保护儿童的权益。

根据这项新法案，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俄罗斯公民的已婚夫妇和单身俄罗斯女性仍可申请寻求代孕。此外，代孕母亲在俄罗斯境内产下的孩子将自动获得俄罗斯国籍。

该法案的起草人之一、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和反腐败委员会主席、议员瓦西里·皮斯卡列夫（Vasily Piskarev）早些时候解释称，该禁令“是一种强制性措施，是基于代孕出生的儿童死亡和贩卖的案件而出台的”。他说，在俄罗斯累计约有4.5万名代孕母亲生下的孩子被带到国外。
他强调称:“这项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儿童的权利，使这一领域的医疗服务去罪化，并划拨财政资金来阻止生育旅行。”
报道称，该法案于2021年首次被提出。在经过俄罗斯国家杜马三读表决通过后，该法案还需要得到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批准，并被俄罗斯总统签署，才能正式成为一项法律。
俄罗斯的现行法律中，商业辅助生殖自1995年起即为合法。2012年8月，俄罗斯卫生部发布的第107号命令里明确规定了代孕母亲的体检项目和筛选条件，这为代孕机构提供了运营的法律空间。然而，现行法律既不为代孕母亲或寻求代孕的生理学父母提供法律保护，也未能保障新生儿的权益。

是代孕还是“贩卖人口”？

与很多欧洲国家禁止代孕不同，在俄罗斯现行法律中，确实存在允许进行代孕的法律条款，它们是2011年11月21日第323号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原则法》、1995年12月8日第223号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1997年11月15日第143号联邦法律《公民身份法令》以及2012年8月30日俄罗斯卫生部第107号命令。

不过，这些法律对代孕服务的申请者和代孕母亲都提出了条件，比如申请者必须存在条文列出的特定疾病，或流产三次以上。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代孕母亲，其年龄应在25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心理稳定，且本人已经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等。对于操作这一流程的医疗机构，法律条文中也列出了一系列要求。

但在真实的跨国代孕案例中，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大部分时间在国外，代孕母亲也可能是非俄罗斯籍女性，她们在与俄罗斯机构签订合同后由后者包办流程，很难界定她们对俄罗斯的法律是否知情，或者中介机构是否有所隐瞒。

一些代孕机构会借助一些暗地里开展试管婴儿手术的私立医院进行移植，另一些代孕机构则开设了自己的地下诊所，与有资质的医生合作。在约束中间机构方面，俄罗斯的法律几乎是空白的。

同时，由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有贩卖人口罪，当官方想下决心打击时，代孕很容易会落入这一罪名。除了道德层面的争论，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裁定是代孕还是贩卖人口是另一大焦点。

俄罗斯代孕现状

据俄侦查委员会去年9月通报，自2014年以来，有数十名单身男性曾通过诊所使用体外受精和代孕服务，其中包括一些“非传统”性取向者。这些人将被通缉或逮捕接受调查，所涉罪名为“购买儿童”。其间，他们的孩子须由寄养机构或孤儿院接手。俄侦查委员会还称，他们会把2020年的几起代孕引发的刑事案件合并办理。

调查机构将矛头指向同性恋群体，让事情变得更加微妙。许多民众对官方给出的“购买儿童”背后的逻辑并不买账。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执法机构难以靠现有法律将参与代孕人员定罪，加上调查跨境代孕难度巨大，因此放弃了过去那套“贩卖人口”的叙事，转而着力打击国内的性少数群体。

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雨”去年10月22日播出的一则调查视频显示，俄罗斯代孕市场规模高达数十亿卢布，几乎不受国家控制地存在了近20年。空白的法律监管和低廉的价格吸引来了各国有需求的“客户”。

新冠疫情暴发后，有数百名跨国代孕婴儿滞留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关注起这个产业。但官方的应对令人失望，上述调查视频称，“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只专注于通缉代孕婴儿的同性恋父亲和抓捕不到的外国人”。

去年6月25日，俄罗斯媒体Rg.ru曾就两起代孕刑案发布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关于代孕的立法尚不完善，以至于人们可以绕过规定设立许多商业机构和法律实体，收费几百万卢布为国内外客户完成代孕生子。

依据《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原则法》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等法律规定，倘若女方拥有确认自身无法生育的医疗证明，便有权享受商业性质的代孕服务。而代孕婴儿的父母在将新生儿注册为自己孩子时，需要得到代孕者的许可。出生注册完成后，代孕母亲不能争夺对孩子的所有权。

这意味着，如果代孕母亲在注册前拒绝按照合同移交孩子，如果代孕申请者是外国公民，法律既不进行监管，也不提供保障。